记得年轻的时候，有一首全国朗朗上口，一度遭行政院新闻局禁唱歌曲。(龙的传人)作词：侯德健　作曲：侯德健　主唱：李建复。

中华优良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深厚的文化基因、精神纽带、价值源泉，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性工程。

一、宗祠姓氏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宝贵歷史的延续。生命的传承。

二、道教是我国固有的传统民俗信仰宗教，自古以来“尊天法祖；利物济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中说:民族形成的因素，离不开血统、宗教、语言、风俗、习惯等等。鲁迅说:中国的根砥，全在道教。中华文化史上传承世袭“南张北孔”两大世家的“南张”，就是民俗信仰道教文化。“北孔”，就是孔子的儒家思想。

迈入世界强国之林，佔全球人口四分之一强的种族。在这21世纪新知发达的时代，没有理由不宣扬古老中国魂与实践中国梦的人文精神。让世界不同人种，瞭解伟大的古老族群生命、心灵、传承的荣耀。政治有边陲，宗教无国界。享有悠久人文歷史的道教，它不但是宗教史更是伟大的中华文化史。

政治、宗教、经济。一直是一个国家形成的要素，拥有五千多年歷史的中华民族亦不例外。本国原始心灵信仰可以一直延续与传承至今，默默為民族脐带相连的道教是功不可没的，早期离乡背井、渡海四处求生、无助先民们亦是靠著黄土根源及信仰来延续命脉。并在全球发光发热，為国增光不少。

道教思想表现

人文：以《道德经》尊道贵德為纲领，充满了生命关怀、社会关怀、环境关怀的人文精神，虽然只有五千多言，但内容博大精深，弥足珍贵，它具有超越歷史、超越宗教、超越民族、超越国界的品质，闪烁著古老东方智慧的光芒。以道教文化代表人物老子、庄子為基础，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正一道”张道陵為人物歷史，收集整理人物的生平和典型故事，结合现代意识形态，提炼具有时代特徵的人物形象，复原其修行、传道的场景。

宗祠文化表现

在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裡，宗祠文化是一项不可蔑视的姓氏宗族文化，宗祠文化是中国尊老敬贤的优秀传统。由於老祖宗遗留下来传宗接代思想的根深蒂固，中华民族就產生了姓氏文化，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姓氏文化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延续数千年都没有间断，而且一直根植于百姓生命延续之中，并在中华神州大地、世界华裔中蔓延生息，香火不断。通过供奉祖先神主（即俗称的牌位）、宗族祭祀祖先的场所来传承中华特有宗祠文化。帮助百姓寻根问祖、缅怀先祖、激励后人、相互协作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对於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对於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產生巨大促进作用。

宗祠文化设立表现家族慎终追远传统文化的体现，在圣域仙城中设立多种空间、规格。有家族式；百家姓氏的牌位让后辈供养、祭祀祖先，缅怀祖先的人生经歷，传承文化人。

厅堂文化表现

厅堂作為中国人最重要的活动空间，是中国人日常和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生活空间。面对厅堂，可更深切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体会中国古人的情趣、操守和理想。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无法回避的内容。自古以来，厅堂文化在中国人的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中，以及宗教礼仪等活动中均佔有重要的位置，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祭祀文化

任何宗教都有自己规范而独特的礼仪。植根於素有“礼仪之邦”盛誉的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道教，其礼仪相当完备且十分讲究。道教的斋醮科仪，渊源於古代的原始宗教，自然崇拜和祖先缅怀，后来经道教演化进而发展成為较完备的祭祀文化，它是礼仪文化之传统与世俗变化相结合的產物。斋醮在发展中围绕著神仙信仰和返璞归真的信念而追求至真至善的宗教道德，道士把这些宗教道德通过斋醮科仪的复杂形式表现出来，以达到止恶扬善的目的。

在21世纪中国人的世纪裡。一则喜是龙的传人与世界接轨交流。一则忧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新世代的潮流中，慢慢不知不觉的西化了。包含文化、习惯、语言、文字、饮食等等。

在这时代交替的岁月中、我们有责任带领下一代走进21世纪地球村的世纪，更责无旁贷為子子孙孙留下民族文化的重责大任。因此藉由兴建圣域仙城，来保留民族、文化、姓氏宗祠，是刻不容缓。敬邀大家共襄盛举!

中国传统民居的核心空间

厅堂是中国人日常和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建筑空间，自古以来，它在中国人的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中，以及宗教礼仪等活动中均占有重要的位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面对厅堂，可更深切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体会中国古人的情趣、操守和理想。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封建社会人们所信仰的宗法性宗教，事实上主要是社会等级观念。这种社会哲学始终支配着中国封建的家庭制度，中国封建的社会秩序也正是依靠这种观念来维持的。这也是旧时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原则。中国传统民居正堂中摆放的供奉牌位上就写着：“地天君亲师”等级，也就是“名分”，是儒教的中心思想，它给予每一个人以一定的社会地位，每一个家庭以一定的社会地位，每一种职业以一定的社会地位“名”即“名称”、“名义”，“分”即“本分”、“义务”。所以儒教也被称为名教。一个名就是一个头衔，给予某人在社会上以特定的地位，并明确这个人与其他人的关系。没有名，就没有一个特定的社会关系，人们就不知道自已的“分”，也就是不知道自己在社会关系之中的责任，人们就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行为。儒家的观点认为，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自已的地位，并使自己的行为与自己的地位相称，社会秩序就有了保障。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民居以建筑的形式来表现出社会的等级观念，厅堂则是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

家庭是伦理道德行为的出发点，如何体现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那么民居就以建筑形式生动地予以体现。光自己家有了伦理关系还不行，还要与别人家形成相适应的关系。在门挂匾，给自己的宅院起一个名称就是这一原因。过去的民居，许多都挂有匾额，如果匾额上写的是“化被草木”、“勤政爱民”，那这就绝对不是平民百姓，因为只有当官的人才会说“为民服务”的话。如果楹联是“诗书继世、忠厚传家”，“书为至宝一生用，心作良田万世耕”，那一定是科举出身的文官。标榜自己，在门面上透出一点高贵、威严是人们都喜爱的一种手法。状元府弟，当然要挂一块“状元及弟”的四字匾，进士出身的也要挂上“进士弟”三个字，当然在乡间即使是现在也不难找到旧时的“大夫弟”门匾。即使是举人出身也可以悬上“文魁”二字。还有人做过外任地方官，离任后当地乡绅商贾送的“清廉方正”、“爱民如子”之类的颂德匾也要带回来，挂在自己家正匾的左右两侧。不仅门口要挂匾，民居的厅堂更是要挂匾，这是因为中国人向有好名的习惯，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厅堂是一家的中心空间，既然如此重要，自然要给其取上一个雅训的名号了。这名号，就是堂号。堂号是民间家族文化中的一种用以慎终追远、团结血亲、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是寻根意识与祖先崇拜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宗亲色彩与精神凝聚力量。建筑堂号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姓氏堂号，还有一种是自立堂号。汉族的每一个姓氏都有自己专有的堂号，如李姓的“陇西堂”，王姓的“太原堂”，朱姓的“紫阳堂”，郑姓的“荥阳堂”，姜姓的“东齐堂”，孙姓的“兵法堂”等。姓氏堂号用于家庭厅堂、家谱名称等，是中国人重名心理的反映。但民居中更多使用的是自立堂号。自立堂号的来源都是房主人大动一番脑筋后才取得的。常见的有来源典故的堂号，用来赞美先祖的道德懿行。譬如杨姓的“四知堂”就是一例。除了这种赞美先祖的堂号外，还有训勉后人，激励家族不断进取的。另外对房主人的姓名、特长等进行引伸而取得堂号，也较常见。

厅堂不仅是民居中最为宽敞考究的屋子，而且还是家庭活动的重要场所。逢年过节，人们将其用作祭祀列祖列宗的祭堂；遇有红白喜事，则作为举行婚礼的礼堂，或吊孝的灵堂；有客从远方来，就是宴请宾客的客堂；请老秀才给子弟讲学，又成了讲堂；同时更是聚族而居，围炉夜话，商议家族“大政方略”的会堂。

厅堂分为“前厅、中厅（正厅）、后厅”或者“前厅（正厅）、后厅”或者“偏厅、正厅”。

前厅：接待普通客人

中厅：接待关系较好的客人或者身份较高的客人，比较正式。

正厅：为建筑组群之核心，具有供奉祖先、神明牌位及接宾客等。

后厅：隐私性较大，接待亲如一家的客人。大多数时候仅仅是自家人喝茶、谈家务事的地方。

偏厅：同前厅、后厅。

中国宗祠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奇葩

宗祠即是祠堂，是古儒教供奉祖先和祭祀场所，是宗族的象征。宗庙制度产生于周代。上古时代，士大夫不敢建宗庙，宗庙为天子专有。宋代朱熹提倡家族祠堂：每个家族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龛。祠堂是族权与神权交织中心。

祠堂中的主祭---称宗子，管理全族事务称宗长，还有宗正、宗直等职。宗祠体现宗法制家国一体的特征，是凝聚民族团结的场所，它往往是城乡中规模最宏伟、装饰最华丽的建筑群体，不但巍峨壮观，而且注入汉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与古塔、古桥、古庙宇相映，成为地方上的一大独特的人文景观，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汉族儒教文化的代表。

宗祠记录着家族的辉煌与传统，是家族的圣殿。作为汉民族悠久历史和儒教文化的象征与标志，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历史价值。

在中国传统的儒教文化里，宗祠文化是一项不可蔑视的姓氏宗族文化，由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传宗接代思想的根深蒂固，中华民族就产生了姓氏文化，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姓氏文化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延续数千年来都没有间断，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其发展甚至受到严重批判，但作为一种宗族文化，一种植根于百姓骨髓的传统，还是迅速地在中国大地蔓延生息，香火不断，最具象的一面，即是宗祠文化。

宗祠，习惯上多被称为家庙、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主（即俗称的牌位）、宗族祭祀祖先的场所，一向被视为宗族的象征。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传统的民族。在每个家族中，往往都有一个场所来供奉已去世的祖先的神主牌位。所以，旧时的每个家族都会有本家族的祠堂，并给它取一个名号，这个名号就叫“堂号”，目的是让子孙们每提起自家堂号就知道本族的来源，纪念祖先功德。

俗话说，树大分杈。随着生命的传递、繁衍，家族也会不断扩大，扩大的结果是一些家族从祖居地迁居他处，另开基业，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宗族，自然也有不少家族远赴重洋，在海外定居，这些新形成的宗族和分支，往往又会建立新的祠堂，来供奉最亲近的祖先。于是，由一个祠堂又衍生新的祠堂来。

宗祠，虽然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产物，在当今则有其新的存在的意义和社会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许多宗祠被新建和修复，族谱被续修，而海外华人则不断翻新旧宗祠，联络故众。可以说，今天的宗祠已经没有了“宗族主义”的负面作用，只具有帮助人们寻根问祖、缅怀先祖、激励后人、互相协作的积极意义，是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中华民族的团结产生巨大的作用。

祖先崇拜，或敬祖，是指儒教（宗法性宗教）的一种传统，基于死去的祖先的灵魂仍然存在，仍然会影响到现世，并且对子孙的生存状态有影响的信仰。相信去世的祖先会继续保佑自己的后代。在大部分不同文化中，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不太一样，对神灵崇拜是希望祈求一些好处，但对祖先的崇拜是表达亲情的追思。

在中国儒教的观念中，“忠”、“孝”是最重要的美德，即使对已经去世的先人，也要像他们依然活着时一样的尊敬，在节日中要供奉、祭祀，在中国，对祖先的崇拜并不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是日常要遵守的孝道准则。

在中国历史上，祖先崇拜成为各族人民生活中一种强烈信仰，也是宗族结合的精神支柱。祖先崇拜与图腾崇拜不同，图腾崇拜的对象主要是动植物，祖先崇拜的对象主要是有功绩的远祖和血缘关系密切的近几代祖先。

祖灵的延续有潮于家族的繁衍，而汉民族父系家族制度得以维持，不外乎借着孝道，及注重香火传衍的祭祖制度，于是孝德与祭祖二者发生联系，且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常重要的理念与力量。由孔子答樊迟问孝的回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中可知丧葬祭祀之礼的本身即是孝道的一环，是孝思的体现。此外圣人制丧祭礼更赋予教孝之功用，是以大戴礼盛德篇曰：（凡不孝生于不仁爱也，不仁爱生于丧祭之礼不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故曰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在士丧既夕礼中特别标明孝子升降由西阶而不由阼阶，也是强调教孝作用；而最显著的莫过于祭之以孙为尸，乃藉此令孝子之子观看其父事工父之礼如何，而知子事父之道。可见儒家唯盼借着慎终追远，使民德归厚矣。这具有崇德、慎终追远的祖先崇拜在中国社会实扮演极重要的角色。

姓氏文化，是指与姓氏有关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其内容包括姓氏起源、姓氏流变、家族播迁、名人事迹与遗迹、家谱、宗祠、世系、家训、郡望、堂号、堂联、字辈等等，以及由此形成的尊祖敬宗、报本反始、寻根问祖等族姓与民族文化认同理念。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姓氏是区分人类血缘与族群关系的文化符号，一个个的姓氏把一个个不同的家族群体区分开来。对于任何人类个体，姓氏都与生俱来，并将终生相随，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姓氏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符号，更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徽章。无论你身处何地，只要见到同姓之人，即刻就会产生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姓氏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联系着同一姓氏的人们。在中国人看来，姓氏是祖宗所赐，是一个人尊严的表现，尊重姓氏便是尊重祖宗和自己。因此，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姓氏就是凝聚一个族人的最重要力量。寻根溯源，很多姓氏的根都可以上溯到人文始祖黄帝与炎帝，因此中国人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从这个意义上讲，姓氏也是联系全球华人的重要纽带。

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母体，中原地区又是海内外华人的主要祖根地，这些赋予了河南丰富的根文化资源，成为海内外华夏儿女魂牵梦绕的寻根谒祖圣地，海外华人来河南寻根祭祖的热潮，也促进了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

华人祖根大半在河南

形形色色的姓氏寻根追宗，全不能避开河南。因为《新百家姓》中，有73个姓氏能在河南找到发源地，而且有48个姓氏的主要发源地就在河南。河南处于河洛一带，河洛是黄河与洛水的简称，也指黄河中下游和洛水流域的一些主要地区，是中原地区最核心的部位。这片土地孕育了母系氏族社会最繁荣的代表——仰韶文化，曾经是“人祖”伏羲、炎帝、黄帝、颛顼和帝喾的活动区域，还是夏和商的国都所在地、政治与文化中心，“八大古都河南居半”，无论如何，炎黄子孙的祖先曾经深情地眷念这片土地是毋庸置疑的，河南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都与姓氏的开端、发展息息相关。正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催生了这个“大姓的故乡“。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大都出自河南或主要活动于河南；中华大姓除了个别例外，大都发源于河南；中华民族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出自河南。可以说，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根在河南。

袁义达（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华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主任）：从人祖太昊伏羲氏“正姓氏，别婚姻”算起，姓氏发展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据《路史》载：“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大约6500年前，在以宛丘（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县）为中心的黄淮区域，被尊为“人文始祖”、“三皇之首”的太昊伏羲统一了九大部落，奉“龙”为华夏图腾。但让伏羲颇伤脑筋的是，当时部落男女的交媾生育十分混乱，往往“知其母，不知其父，知其爱，不知其礼”。为了制止乱伦、乱婚等愚昧现象，伏羲开始实践“制嫁娶，正姓氏”。他首先自定为“风”姓。接着，又为当时尚存的母系家族定姓，如：姒、姜、姚、妫、姬等，这些皆带“女”字的姓意指“源于同一女性始祖，而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族属”。他为庶民百姓定氏时使用了灵活、简便的办法。有以居住地的地形景物为氏的，如石、邱、高、沙、江、洪、谷等；有以驯养的动物为氏的，如牛氏、马氏等；有以周围常见的植物为氏的，如杨、叶、柳、花等，有以方位为氏的，如左氏、南氏等；有以天象变化为氏的，如雷氏、阴氏等；还有的以生活用品为氏的，如柴氏等。

李立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博士）：中华民族的姓氏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由少到多，不断分衍，迄今历史上使用过的姓氏共有两万多个，得名的方式各种各样，无所不有，其发展演变可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姓的产生。中华姓氏产生于伏羲、女娲时代的母系社会，是伏羲为了避免近亲交媾给后代带来危害，将族人按血缘关系区分为不同的集团，这些不同的血缘集团就是姓族或姓。周代“同姓不婚”制度就渊源于此。

第二阶段是氏的出现及其演变。氏大约出现于从炎、黄二帝时期开始的父系氏族社会，社会组织以男性为中心，原来的姓族分裂衍化出若干男性为主导的氏族，氏族显示着家族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标志着贵贱和等级的差别。舜时的“赐姓命氏”，是大规模赐姓命氏的渊源。

第三阶段是中华姓氏普及和定型。周初实行周朝贵族内部的层层分封制，共建立71个诸侯国，还分封了不少有功的异姓贵族，至春秋时发展为140个国家，这些诸侯多以封国为氏，封国以下层层递封，有更多的人以封邑为姓，以官职为姓，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姓氏制度。中华姓氏在这一时期得到普及和定型。

第四阶段姓氏混一。战国时期，随着宗法制度的崩溃，等级制度被破坏，姓氏合二为一，标志着现代意义姓氏的产生。

第五阶段是少数民族的融合。秦汉以后，少数民族不断入侵和入主中原，中华文化以其特有的先进性、强固性和包容性，将它们一一融合，中华姓氏也不例外。

谢钧祥（著名姓氏文化专家）：笔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有来源可考的4820个姓氏中，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1834个，占38％。在按人口多少排列的占汉族人口90．14％的前120大姓中，全源于河南的姓氏有52个，即李（鹿邑）、张（濮阳）、陈（淮阳）、黄（潢川）、周（汝南、汝州、洛阳）、林（淇县、洛阳）、何（信阳、洛阳）、宋（商丘）、郑（新郑、开封）、谢（唐河、南阳）、冯（新郑、荥阳）、于（沁阳）、袁（洛阳、巩义）、邓（邓州）、许（登封、许昌、鲁山）、傅（安阳）、苏（温县）、蒋（淮滨）、叶（叶县）、阎（洛阳、荥阳）、潘（固始、洛阳）、戴（商丘、民权）、夏（巩义、淮阳）、范（范县）、方（禹州、洛阳）、石（淇县、洛阳）、姚（范县）、廖（唐河、固始）、孔（新郑、商丘）、康（禹州）、江（正阳）、史（新郑）、邵（汝南、安阳）、段（辉县）、雷（禹州）、汤（商丘）、尹（宜阳、安阳）、武（巩义、安阳、商丘）、赖（息县）、樊（安阳、淇县、济源）、兰（新郑、洛阳）、殷（安阳、许昌）、陶（安阳、淇县）、翟（鲁山、宝丰、叶县）、安（洛阳）、倪（新郑）、严（洛阳）、牛（商丘）、温（温县、洛阳）、芦（洛阳）、俞（新郑）、葛（长葛、宁陵、洛阳）；部分源头在河南的姓氏有45个，即王（卫辉、洛阳）、刘（鲁山、偃师、洛阳）、赵（巩义）、吴（濮阳）、徐（安阳、淇县）、孙（濮阳、淮阳）、胡（淮阳、郾城、洛阳）、朱（洛阳）、高（新郑、洛阳）、郭（登封、陕县）、罗（洛阳）、梁（洛阳）、韩（新郑、洛阳）、唐（方城）、董（临颍）、萧（安阳、淇县）、程（洛阳）、沈（平舆、沈丘）、吕（南阳、新蔡、洛阳）、卢（洛阳）、蔡（上蔡、新蔡）、魏（开封、邓州）、丁（开封）、薛（洛阳）、杜（新郑、洛阳）、钟（洛阳、长葛）、姜（南阳）、熊（新郑）、陆（嵩县、洛阳）、白（息县）、毛（宜阳）、邱（淮阳、洛阳）、秦（范县）、顾（范县）、侯（辉县、洛阳）、孟（濮阳）、龙（新郑、临颍、鲁山）、黎（洛阳）、常（新郑）、贺（洛阳）、龚（新郑、辉县）、文（鲁山、濮阳）、施（安阳、淇县）、洪（辉县）、季（开封）；两项合计，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97个，占120大姓的81％，占全国汉族人口的79．52％。在占汉族人口98．24％的300大姓中，全源于河南的姓氏有97个，部分源头在河南的姓氏有115个，二者合计，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212个，占300大姓的71％，占全国汉族人口的84．9％。概言之，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占全国汉族人口的85％以上。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河南是姓氏资源第一大省，海内外华人的祖根大半在河南。

河南是中华姓氏的摇篮。如果进一步把中华姓氏史与河南历史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姓氏的萌芽、产生、发展，还是普及、定型，无不与河南息息相关，具体可概括为以下六点：

河南是姓氏肇始时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在姓起源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制时期，河南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在氏起源的父系氏族社会，中原地区（主要是今河南）氏族林立，这成千上万的氏族、部落便是“氏”的渊薮。

河南是华人祖先炎黄二帝和太昊的活动中心。从血缘关系上说，当今120大姓分别属于三个族系，即黄帝族、炎帝族、东夷族，出自四位祖先，即黄帝、炎帝、太昊与少昊。其中，属于黄帝族的有86姓，占120姓的72％；属于炎帝族的有6姓，占5％；属于东夷族的有8姓，占7％；兼属黄帝族与炎帝族的有11姓，占9％；兼属黄帝族与东夷族的有9姓，占7％。河南长期是这三族活动的中心，因此，其姓氏也多数是在河南境内形成的。

河南是姓氏发展时期夏、商两代的国都所在地。夏、商时期，从奴隶制兴起到全盛，也是中华姓氏得以发展的时期，而这两个朝代活动的中心地带均在今河南境内。

河南在姓氏普及时期的周朝占有重要位置。周朝是我国产生姓氏最多的朝代，姓氏基本上普及，并相对定型，此后没有更大的发展。而河南是在这一时期起到关键作用的地区。

河南有得天独厚的产生姓氏的优越条件。河南历史悠久，产生的姓氏必多，人口密集，得姓受氏者必众；建都频繁，得姓的机会必广。

河南是北魏鲜卑族政权入主中原改姓的基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493年迁都洛阳后，进行汉化改革，令鲜卑人改姓，仅见于《魏书·官氏志》单独列出的，即有114个。

许顺湛（著名考古学家、河南博物院研究员）：炎帝族后代曾占据15个属地，有107个氏；黄帝族后代占据101个属地，有510个氏；舜族后代占据7个属地，有61个氏；禹族后代占据12个属地，有33个氏；契族后代占据12个属地，有124个氏。总共属地147个，835个氏。835个氏到后来都演化为华夏族的姓，现在汉族人的姓氏都来源于此，是为炎黄子孙。作为炎黄子孙祖源的这147个属地、835个氏，主要分布在中原地区。

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

姓氏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国脉、文脉，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信息学遗产。中华民族一向具有厚德载物、报本返始、依恋本源、尊祖敬宗的传统，这种品性是一种民族认同感和归宿感的体现，根文化正是出于这种民族品性，是中原历史文化的特质。

谢钧祥：姓氏，本是姓与氏的合称，是标志家族系统、表明血缘关系的符号，也就是人的根。研究中华民族的姓氏，继承祖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可以帮助海内外华人实现寻根谒祖的夙愿，而且对加强海内外华人的联系与交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加速经济建设等方面，也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袁义达：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氏“正姓氏，制嫁娶”体现了人类自然进化的规律。中国人姓氏形成的血缘链如同大江河流，永不中断，牢牢联系着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每一寸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子孙。中国人姓氏的遗传本质如同血脉，世代相传，始终维系着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的生存。中国人姓氏的血缘链、遗传本质和传统文化理念最终形成了一股坚韧的、能够一脉相承、绵延连续的民族凝聚力，始终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祖国的统一。

王大有（文化人类学家）：证明我们伟大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除了猿人化石、甲骨文字、千古长城、秦砖汉瓦、敦煌壁藏、典籍文献等无以计数的实体文物与载体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就有具体生动的体现，这就是人人皆有的姓氏。中华姓氏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文明史的进程。由三皇五帝等中华祖先创造并传承下来的姓氏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国脉、文脉，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信息学遗产。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姓氏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而深广，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文献学、遗传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生动而具体地反映着我国历史上的社会形态演进、文明起源、民族融合、中外交流以及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发展与变革，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原生态文化，具有世界上其他民族姓氏文化所未有的鲜明特色。姓氏文化对于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乃至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推动全世界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李乔（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姓氏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几乎所有家族的家训中都包括孝父母、和兄弟、睦宗族、和乡邻的内容，主张“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团结”是“家道隆昌”必不可少的条件，“父不慈，则子不孝”、“夫妇和而后家道成”、“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在宗族内部，强调“相爱相敬”、“平则同安乐、患难则共扶持”；在邻里关系上，强调“傍金傍银，不若傍个好乡邻”、“患难扶持”、“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研究姓氏文化，发掘其中的和谐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王剑（周口师范学院教授）：弘扬姓氏文化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各少数民族共同建构的一种民族向心力，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一个重要区别。正如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那样：“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在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个广泛的概念下，所包含的主要是文化上的共同心理、共同习俗与血缘上的认同和延续等因素。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和弘扬姓氏文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凝聚力形成的基础和动力，更好地把握凝聚力发展的途径和保障，并利用这一巨大的精神力量推动祖国建设和民族发展。

郑强胜（寻根杂志社副主编）：维系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文化认同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而姓氏文化的很多内容包含在传统文化里面。姓氏文化除了血缘认同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认同，一个姓氏、一个家族在起源、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家族文化，如家谱、家规、家训等，这是维系一个家族、一个姓氏向心力、凝聚力的基础，也是区别于其他家族的根本所在。我们研究姓氏、研究家族史，不仅仅要了解姓氏的起源、演变、发展，而且还要深入挖掘家族史的主要内涵，了解家族文化，使家族文化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姓氏文化在今天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凝聚全球华人的文化认同，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寻根问祖、追根溯源，不仅仅要追姓氏根，还要追文化的根，港澳台地区、全球华人，同文同种、同根同源、同山同水，正是这些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血脉、共同的土地，才形成了共同的民族，这是民族强盛、国家统一的根本。

姓氏寻根有助中原崛起

寻根认祖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认同。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特别重视乡土之情，依恋本源，讲究重生报本、尊祖敬宗。而当代世界各地华人华裔纷纷回归祖国故土寻根祭祖，正是中华文化、民族血缘强大凝聚力的生动体现。中原崛起离不开现代的科学技术，也离不开传统的文明和文化基础。要加大姓氏文化的研究和推广，加强姓氏寻根组织服务，促进中原崛起。

李乔：对炎黄子孙来说，寻根最终要落实到一个祭祀祖先的行动上，而亲自到祖先的陵墓前，或到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祭拜，则是对祖先祭祀的最好方式。因此，物化的姓氏文化资源才是吸引海外华人前来寻根谒祖的最重要因素。这方面，河南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河南有众多的人文始祖遗迹。黄帝生于华阳（今新郑），今新郑有黄帝故里、始祖山，新密有黄帝宫，灵宝有铸鼎原；黄帝之后颛顼、帝喾皆以河南为主要生活区域，今内黄有颛顼、帝喾二帝陵；河南还是尧和舜生息繁衍的主要地区。同为三皇的伏羲、炎帝也在河南留有遗迹，伏羲居于陈地，死后葬于陈地，今河南淮阳有太昊陵，即伏羲墓。传说中的神农氏炎帝，又名朱襄氏，今沁阳有神农祭天坛、柘城有朱襄陵、淮阳有五谷台。二、河南有丰富的古城古国资源。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姓氏形成的重要时期，而这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河南，曾有众多的古国建都在这里。三、河南有众多的姓氏郡望地，如荥阳郑氏、颍川陈氏、陈郡谢氏、弘农杨氏、汝南周氏、济阳蔡氏等。四、河南是众多历史名人的祖籍地及生活地。名人是家族的骄傲，他们出生、生活的地方无疑是后人祭祀、缅怀的圣地。五、河南是历史上移民的重要集散地。中国历史上三次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中，即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后的北人南迁，移民的主体大都来自河南。河南是客家人、闽台人、粤港人的祖根地。而唐代固始人陈元光、王审知兄弟的两次率众入闽，使得固始成了福建、台湾乃至东南亚华人的祖根地。

李立新：河南有三个地点是东南沿海和海外华人梦魂牵绕的寻根圣地，一是洛阳的洛阳桥、二是信阳市固始县、三是开封的宋都珠玑巷。

所谓客家人，是指原籍为河南地区的中原汉族，在西晋灭亡后南迁，开始成为具有“特殊身份”的一群居民，在后来的几次大的迁徙行动中，逐渐形成今天具有独特风貌的客家民系。客家民系是中华汉民族的一个支系，今天客家人遍及世界各地，人口超过1亿，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及港澳台地区；在海外的客家人分布很广，较集中的是东南亚一带。客家人根在河洛，不少台湾人和海外华人都称自己是“河洛郎”，认定“根在河洛”。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大演讲时提到：“在台湾，我们有原住民，有客家人，我们大多是‘河洛郎’。”而洛阳的洛阳桥，正是客家人普遍认同的最初迁出之地的标志。福建省泉州市也有洛阳桥，位于泉州城东13公里处，它与北京的卢沟桥、河北的赵州桥、广东的广济桥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桥，是客家人从中原南迁的遗迹。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无数客家先民就是从这里走向异国他乡的。所以，无论是洛阳的洛阳桥，还是泉州的洛阳桥，对于客家人而言，其重大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固始是中原姓氏的一个重要的迁出地，在东南沿海和台湾等省的许多华人的族谱上都写有“光州固始”的字样。第一次南迁始于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陈政、陈元光父子先后率兵3600名赴福建地区镇抚山民骚乱。陈政父子所率入闽将士及眷属8000余人，计有80余姓，落籍闽地。第二次南迁始于唐僖宗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率乡民随农民义军入闽，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王审知被封为闽王，所率将士50余姓，也在闽地落户。据考证，在固始南迁的中原后裔中，既包括陈水扁的祖辈，也包括连战的先人。1953年台湾官方的户籍统计，当时户数在500户以上的100个大姓中，有63个姓氏的族谱上均记载其先祖来自河南“光州固始”。这63个姓氏共670512户，占当年台湾总户数828804户的80．9％。这就意味着：每5户台湾居民中，有4户先民来自固始。固始成为东南人民眼中的“大槐树”。

珠玑巷，位于广东南雄市北9公里沙水村，是粤港人寻根问祖的圣地。南雄珠玑巷得名于宋时开封府祥符县（今河南开封县）的珠玑巷，是由于南宋时移居此地的官吏士民眷恋故土而得名。《广东新语》载：“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止至南雄，不忘竔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国之思也。”调查显示，珠玑巷移民家族有797支之多。今天，这些移居南雄的中原人士的子孙已经遍布粤港，从广东方志和许多姓氏族谱中可以追寻到其祖先出自宋都开封，到南雄珠玑巷，再辗转各地的踪迹。

黄典诚（厦门大学教授）：河南固始地方方言的用语和发音，同台湾人口中的“河洛语”（闽南语）有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天亮”说成“天光”、“太阳”说成“日头”、“水开了”说成“水滚了”、“清晨”说成“早起”、“下雪”说成“落雪”等。

台湾同胞的祖根，500年前在福建，1300年前在固始。福建与中原曾有四次人口大交流，许多固始人迁徙闽，繁衍子孙。至今台湾及闽南一带，陈、林、黄、郑四大家族的族谱上，也都明确的记载，其先祖为河南光州固始人。

寻根起点是闽南，终点无疑是河南。寻根到中原，河洛是故乡。

王建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门洞开，海外华人一批批到祖国大陆寻根问祖，由沿海到内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寻根热。据侨务部门不完全统计，20多年来，河南省共接待过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人数达30多万人的各种寻根谒祖团。2003年在郑州召开规模空前的“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有3000余人参加，把海外华人中原寻根活动推向高潮。刘姓、张姓、谢姓、杨姓、范姓、温姓、钟姓等单姓的世界性联谊大会在河南频频召开。新郑黄帝拜祖大典、郑州公祭炎黄二帝活动、周口姓氏文化节被定为省级节会，得到空前重视。不少海外华人通过寻根祭祖活动增加了对祖根地的了解，积极为祖根地捐资或在祖根地投资兴业，促进了家乡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谢钧祥：姓氏寻根就是人们以姓氏为纽带所进行的文化寻源活动。河南既是姓氏资源第一大省，就应当充分重视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并要真正利用好和发挥好这一资源优势。一是要切切实实搞好姓氏研究，真正摸清姓氏“家底”；二是要在高等院校开设“中华姓氏学”课程，培养姓氏研究人才；三是要利用各种手段，如图书、影视等广泛宣传河南的姓氏资源优势；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河南创建一座“百家姓寻根城”，形象生动地展示当今300个常见姓（重点是前100大姓）的来龙去脉，使这里成为海内外华人寻根谒祖的圣地。这当是河南由文化大省迈入文化强省必不可少的内容，它定会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会创造更多引进外资的机会，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从而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当然，也可先办一个“百家姓寻根展览”，到各地巡回展出，以扩大影响。

张新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要从更高的角度认识河南的姓氏文化。一是维系海内外华人的重要纽带。要从祖国统一大业的高度、从增强海内外华人凝聚力的角度去认识姓氏文化的意义，要承担起历史赋予河南的重任，充分发挥河南的文化优势，做好姓氏文化开发这篇大文章。二是实现中原崛起，实施开放带动战略的助推器。要利用河南的姓氏文化优势，吸引更多的海外华人与民营企业家到河南创业，以寻根为纽带，深入挖掘更多的人力资源，将文化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为实现中原崛起和开放带动战略奠定良好的基础。三是要有我们的寻根文化战略与产业。通过建立完善的寻根文化资源开发性的研究体系、系统的寻根文化资源的保护体系、特点鲜明的寻根文化对外宣传体系、全面系统的网络性的海内外华裔联谊体系和紧密配套的寻根文化资源开发的产业体系，打造姓氏文化的品牌与基地。

八大姓氏溯源

李姓约占汉族人口的7．94％，拥有将近1亿人口，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大姓。李姓出自嬴姓，颛顼帝和皋陶是其远祖，上古世代为理官，即掌管司法的官员，后以官命族为理氏。商末理征得罪商纣王被杀，

其妻与子利贞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活，遂改理为李氏。得姓始祖是李利贞，李利贞居于今河南省鹿邑县，他的11世孙李耳，就是《道德经》的作者、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也生于鹿邑县，所以河南鹿邑县是今天天下李姓的祖根地。

王姓是当今中国第二大姓，其人口约占汉族人口的7．41％。王姓的起源源头众多、族派纷繁，多数以爵为氏，正如《姓氏考略》所谓：“大抵子孙以王者之后，号曰王氏。”在众多王姓支脉中，有两支起源于河南：其一

出自姬姓。东周灵王太子姬进，因直谏被废为庶人，其子宗敬在东周任司徒，世人称为“王家”，以后便以王为姓，出自今河南洛阳。其二出自子姓。商王子比干因苦谏暴君商纣王被杀，葬于汲郡（今河南卫辉），后留居汲郡守陵墓的子孙，以本为王族之故改为王姓。

张姓是今天中国第三大姓，约占汉族人口的7．07％。张姓的始祖是黄帝的孙子挥，挥观察弧矢星受到启发，发明了弓箭，任弓正之职，因此便以张为姓。张字本义为弓上弦，引申为开弓，其得姓与官名“弓正”及古星名“弧”均密切相关。

挥处于颛顼帝之时，其活动地点在颛顼帝的都城帝丘（今河南濮阳）。

刘姓是当今中国第四大姓，约占汉族人口的5．38％。刘姓的起源主要有两支：其一出自祁姓。帝尧的后裔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刘累，他生于夏代后期孔甲之时，善于豢龙，为孔甲帝养龙。刘累出生时有文在手曰“刘累”，所以就以刘累为名，其后裔以刘为姓，刘累先居于今河南偃师县，后隐居于今河南鲁山县，死后也葬在鲁山县。其二出于姬姓。形成于春秋时期，系以邑为姓，出自今河南偃师。即《元和姓纂》所云：“周大夫食采于刘，亦为刘氏。康公、献公其后也。”

林姓在当今按人口多少排次序的中华姓氏中名列第17位，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1．18％。是今天台湾第二大姓。分布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台湾。林姓来源有二，均出自河南。其一，出自子姓，形成于西周初年，是商王子比干的后裔。比干苦谏暴君商纣王，被剖腹挖心处死，其妻陈氏有孕，逃于牧野附近的“长林石室”中生男名坚。后来，周武王因其居长林而生，遂因林而命氏，赐为林氏。所以林姓始祖是比干之子林坚。比干是沫邑（今河南淇县）人；牧野在今河南淇县西南、卫辉西北一带；“长林石室”即深山密林中的一个石洞。今卫辉市西北12．5公里有比干墓、比干庙。其二，出自姬姓。形成于东周初期洛阳，是周平王的后裔。周平王姬宜臼有庶子名叫林开，林开的子孙有的以祖辈名字为氏，也称林氏。

陈姓在中华姓氏中为第五大姓，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4．53％。陈姓是今天台湾第一大姓，与林姓有“陈林半天下”的美誉。周朝建立后，周武王追封先贤遗民，把帝舜裔孙妫满封于太昊之墟陈（今河南淮阳县），建立陈国，让他奉守帝舜的宗祀。妫满去世后，谥号为胡公，故又称胡公满，是为陈姓的血缘始祖。今淮阳县城有陈胡公墓。陈国共传20世、26代君王，历时588年，于公元前479年，陈灭于楚，亡国后的陈国子孙以原国名为姓，就是陈氏。

郑姓在中华姓氏中居于第21位，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0．78％。分布以浙江、福建居多，是今天台湾第12大姓。郑氏出自姬姓，公元前806年，周宣王把小弟姬友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是为郑桓公。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西

周都城镐京，郑桓公为国捐躯，其子掘突袭位，是为郑武公。郑武公护送周平王东迁，趁机灭掉了郐国和东虢，在溱水、洧水之间建立了新的郑国，是为新郑。郑国在春秋初期为强国，至公元前375年为韩国所灭，亡国后的郑国子孙以国名为氏。后居于荥阳郡的一支人丁兴旺、英才辈出，于是“荥阳”便成了郑姓最著名的郡望和堂号。

黄姓为当今中华姓氏中第七大姓，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2．23％。黄姓是今天台湾第三大姓，与郑姓享有“郑黄排满街”之誉。黄氏出自嬴姓。上古帝舜时，伯益因佐禹治水、佐舜调训鸟兽有功，被赐姓嬴氏。伯益的后裔有14支，其中就有黄氏。黄氏的先人于商末周初在今河南潢川县建立黄国，因被周朝封为子爵，又称黄子国。公元前648年，黄国被楚国灭掉，亡国后的黄国子孙，以国名为姓氏，就是黄氏。今河南潢川县西北6公里的淮河南岸有黄国故城遗址，出土有大批黄国青铜器。